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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地国资从制造工业里面退出来进入到服务领域，这个都很简单。而且，实际上，我认为国资不能更多地进入服务领域。虽然服务里面有一些比如像比较带有资源垄断性的这种领域以外，服务领域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更开放，更充分竞争的市场。国资大量地进入对于民资、外资的挤出效应会更大。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很多地进入餐饮、旅游，甚至包括像金融。我们现在已经是大量的国资在金融领域占领着，所以这种私人银行怎么都发展不起来。

战略新兴产业，更多地是应该依靠风险投资。至于谁在做，完全可以是民资来做。浙江、江苏很多民营企业，包括华为。成立战略新兴产业，不一定要靠国资来做。包括上海现在推出的九大领域里面，有一些是央企做的，像大飞机。上海自己能够做的，国资能够做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也有一个在这些领域里面的自身定位，有些领域就是民营企业来做，包括现在有一些新能源、LED，这些领域，国资国企全都跟进去的话，实际上我认为也有负面效应。因为确实存在一个国资国企进入对其它类型经济的一个挤出效应问题。

如果我们的国企本身的机制还不具有很有效率的话，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带来的是整体福利的减少，而不是增加，甚至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如果说简单的替代，总体水平不降低也就算了。问题是，你的效率比人家的低，所以你对人家的挤出，导致的是整个福利水平的下降。

这些都是“十二五”期间国资国企要研究的大问题。对于国资企业家的培养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理论上都讲了，像要市场招聘等等。但是这里面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政治体制的问题。另外就是本身的一个操作问题。据我了解，市场上招聘的国企领导人，在实际操作当中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或者是很难和他班子里面的成员融合。我的一个学生当年百联组建的时候就是市场招聘进去的一个。其他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都是组织部任命的局级干部，而他是招聘进来的。虽然他也是总经理、副总裁，但是他没有这个身份，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他感觉不是很好，最后他也走了。所以这里面是涉及到整个组织体制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我们在理论上可能也需要进一步突破，起一个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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