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情况非常特殊,第一,金融危机以后整体经济目前处于衰退期,在下一波经济高涨起来以前有一个过渡时期,而在这个过渡时期,国资不应该退出,经济的稳定需要它支撑,等到下一波起来以后再退出。第二,在这个阶段,证券市场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经济本身的预期和期望并非很高,这个时候国资退出的话,整体会有一个下拉的作用。第三,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推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按照之前二三十年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来延续我们接下来二三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如果没有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还是一个不稳定不成熟,碰到大的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大的反复的经济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在即将到来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层面上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准备好转型的成本;二是选好方向,打好基础。要考虑一个沉默成本,转型是一个社会的大调整,成果成本也好,整个社会的维护成本也好,风险成本也好以及对新的发展产业提供成本的产业也好,都要发生,这个成本由什么来控制?这就要求在社会经济转型之前,国资本身的转型要先行启动,它起的作用是两个:一个是为整个社会经济转型带头,发挥它的引领作用。第二个是退出以后,为转型成本打好基础,尤其是在我们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已经注入大量的资金,本身在财政收支问题上都已经开始趋紧,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当本身财政资源有限、政策资源有限、统计资源也有限的情况下,国资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不仅仅限于国资本身的范畴。
IBM全球业务咨询服务事业部大中华区合伙人徐永华:
组织管理模式是中国企业最大问题
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企业家都在思考怎么转型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到了一个大的转型期,企业家如何引领企业迎接下一步的发展,非常关键。
我们曾经跟踪了一些卓越的企业,经过深入挖掘,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未来5年当中最重要的三项领导能力哪个最重要?我们对中国五十几家CEO进行了调研,他们认为第一个是创造力,只有新的创新才能成功。第二是全球的视野。第三是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谈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们更关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你的企业可能现在做得很好,但是这个行业接下来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CEO们最关注的是要创新,现在谈得最多的是业务模式的创新,很多行业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也是我们企业家关注的创新领域。还有一个是企业模式创新。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企业价值链的模式。我们关注宏观的情况下,更多要看看我们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样。有了业务模式,就要考虑怎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建立可持续的客户关系,然后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首先要有快速正确的决策,第二是快速的执行,要有好的运营模式,设计扁平的组织结构,赋予各级员工适当权利,涉及灵活的资源使用模式,借助合作伙伴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你的资源能不能快速调动,如果市场发生变化的话,你的资产流转能不能很快调整过来。整体来看,中国的企业在组织管理模式体系这一块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