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常态下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

3月22日,我院联合主办的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围绕2015年全国两会精神、中国及上海改革发展重大热点问题、国内外宏观经济及政策走势等问题展开研讨。

林毅夫教授在演讲中表示:新常态对发达国家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来创新,中国将可以继续发挥后发优势;雾霾等环境问题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和环境执法情况密切相关,经济减速并不能天然解决环境问题;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应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反周期操作;经济减速不但难以倒逼改革,反而会使问题丛生。

“新常态”溯源

过去这一年来,“新常态”是在中国整个媒体的交流当中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最早引起注意是去年5月份总书记到河南考察提出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征做了一个全面的阐述,现在国内“新常态”被用到了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新常态”这个词最早其实是在美国使用,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爆发了从三十年代以来世界最严重的一场金融经济危机,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就使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今天想跟各位谈一谈美国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有什么特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跟我们国家的“新常态”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新常态下我们经济发展的态势到底会怎么样。

发达国家“新常态”的含义

美国在2009年开始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时候讲的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而在金融市场上面的投资风险会非常的大,平均的回报率也会相当的高。2009年华尔街的金融家做出了这个判断以后过去六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表现也就是这种特征。从美国来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接近负增长,到了2013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一点九,低于百分之三的增长率,2014年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年初的时候预计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点八,尤其是美国第二、第三季度的时候达到了百分之四点七,但是第四季度又掉到了百分之二点二,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要比年初预计的百分之二点八还是低了零点四个百分点,美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经济增长率低,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一甚至更高,现在统计失业率降到了百分之五点七,恢复到了危机以前的水平,我们知道这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对失业的统计是这样,如果一个劳动者失掉了就业,一个月不找工作,这样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发生危机以后经济增长不好,很多人失业以后就不去找工作,导致美国的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是少了差不多三个百分点,那些人不去找工作,所以实际上是失业的。如果把增加的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也作为失业率的话,分母变成分子,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将近百分之十,这也是低增长、高失业。

美国是这样,欧洲大家也很清楚,欧洲国家在2009年的时候是负增长,在2010年的时候恢复到正增长,但是2012年的时候又是负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大家预计可能会恢复到百分之一点一的增长,实际上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八,相比年初预期少了零点三个百分点,而且也没有恢复到长期增长的三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危机之后应该有的常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五十个百分点。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一直非常疲软,也有“逝去的二十年”这样的说法,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希望能够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安倍在2012年底上来以后2013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五,2014年初预计是一点三个百分点的增长,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二,还是在衰退当中。失业率和欧美国家相比只有百分之五点多的失业率,但是日本长期的失业率是只有一个百分点,(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也是新常态里面低增长高失业,为什么股票市场上面投资风险会非常大?因为失业率高的时候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所以政府社会保障金就多了,经济增长慢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税收是减少的,支出增长非常快,政府财政积累赤字非常的快,以日本为例,在1991年的时候日本经历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当时是百分之六十,在OECD国家属于最低水平,现在日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所以在世界各国当中是最高的。

发达国家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百分之一百,如果持续下去会步日本的后尘,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就把利率压得很低,日本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基本是零利率,发达国家基本也都是接近零利率,零利率怎么维持呢?那就是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就有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处是钱,但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之下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就会有这些金融家们开始做短期的投机,把这些钱投到股票市场当中。就以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为例,在危机前最高的是2007年一万三千多点,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泡沫的,现在危机爆发了,美国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表面上看现在美国企业的利润在增加,因为资金不需要成本,增加的利润是从资金成本下降而来,倒并不是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从一万三千点变成一万八千点,代表了泡沫更大,有的泡沫没有破灭,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灭,因此通常情况下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大涨大跌,平均回报率其实是低的。

“新常态”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我们国家的“新常态”又是什么呢?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讲了九大特征,这里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以前我们有三大件的说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后来变成手机,每个新产品出来就带来了一个消费高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新的增长热点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找到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扩张把农村劳动力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那些产业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

还有人口老龄化,还有环境的承载力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让我们告别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三十多年、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从过去基本上是两位数的增长往下调,但是调到什么样的点我们才会进入一个相对来讲可以支撑的、能够长期维持的增长率?我们从2007年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七点三,今年前两个季度下滑的压力还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发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个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另一个是挖掘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一个产业里面的产品生产的效率可以更高,或者是同一个产业的产品可能更好,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不断地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所以可以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资源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做的话劳动效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我们知道发明有一个特性,如果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去当兵你能当上将军的话,扬名立万有地位有财富,但是成就一个将军可能要死掉一万个士兵。

技术升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发明一个新技术需要大量地研发,大部分的研发都是失败的,即使申请来了专利,真正有价值的也没有几个。当然了,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创造了一个新产业,这个东西有市场机制的话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为了得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没有这种回报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固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增长率即使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增长率也就是百分之三。

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仍是我们的后发优势

我们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技术创新,同样有产业升级。什么是创新?就是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这样做的话创新的成本就低了,风险也就小了,升级的成本就低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两到三倍。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平均三十六年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哪项技术真正是我们研发的?我不敢说没有,但是非常少,为什么我们增长的速度可以是美国的四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吗?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三十六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用了三十六年,世界上真正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取得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多,主要是亚洲四小龙而已,他们通常利用这种后发优势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缓了,降到了百分之七以下,所以国内就有判断说既然我们已经超常地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是三十六年了,能够降到百分之七以下,我个人对这个看法不完全赞同。

看后发优势不是看过去的增长多快,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去年的人均收入是七千五百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如果按照市场费率计算我们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直到去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代表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差不多四分之一。

真正利用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人均收入在美国百分之二十几的时候——日本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韩国是七十年代中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长,这个后发优势如果他们能够实现,就代表我们有这个潜力。我们应该还有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增长潜力的可能,这代表了什么?即使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产能过剩还可以产业升级,有潜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够实现。

经济减速与环境改善没有必然关系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混淆是非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潜力的发挥。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污染和雾霾,(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太快,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是(降低增长速度,则)增长的质量会提高,环境会好,我想这个观点在社会上非常普遍,不能说我们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没关系,但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慢(环境就自然会好)。

就拿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中国和印度。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过去三十六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增长是百分之九点七,印度的平均增长不到百分之六,比我们低了将近四个百分点,但是从世界上权威的研究来看,2012年发布的研究,印度雾霾环境恶化的情形比我们还严重,为什么印度的问题这么严重,我们也这么严重?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和发展阶段有关,我们都还在中等发展阶段,摆脱了农业经济进入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但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中等收入经济共同的特性。这个时候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能源使用密度高,环境相对农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来讲压力更大,中国就在这个阶段,印度也在这个阶段,任何国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压力都是很大的,英国的首都伦敦被称为雾都就是因为环境问题太大,德国、法国、美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都差不多,日本和韩国在我们这个阶段环境也都非常差,因为既然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必然更高。

中国和印度还有雪上加霜的问题,我们都是以煤炭为能源的主要来源,煤炭比天然气和石油污染的程度更高,各个地方为了GDP,企业在检查的时候有排放设备,但很多企业只要执法不严就不开。制造业阶段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缓了GDP的增长,除了把工厂都关掉,这个也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的话放缓GDP的增长只是放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步伐,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恶化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长。

产能过剩是过度投资造成的吗?

另一个就是投资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作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确实看到了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的情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投资太多造成的,因此一种观点就是中国必须改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变成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然后谈到投资,投资就会产能过剩。我们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筋水泥电解铝,这些都是建材,如果我们减少投资增加消费,老百姓能够把钢材水泥拿来吃吗?而且如果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减少了对于建材的需求,这样产能就会更加过剩。

我们现在是继续投资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当然就会更加过剩,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创新、产业进行升级,不断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级的话要投资,那些投资都是新的,怎么会产能过剩?

政府是否要反周期操作?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也有我们新常态的原因,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当中复苏有关,所以造成了我们外部的出口环境不好,出口是三驾马车之一,出口环境不好的话增长速度就慢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平均每年都要出口增长百分之十六,去年我们对外贸易增长年初的目标是百分之七,年末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三点四,下行压力当中有外部的冲击和周期性的原因,政府该不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经济措施?一种是失业救济,一种是基础设施,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失业救济当然比较好,如果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是需求,也能创造就业,所以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其实是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比发失业救济有效。

现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面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所以政府不应该去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需要建设好几年才形成生产力,不像一般企业投资回收马上形成生产力的时间很快。基础设施回报本身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外部性是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来讲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就不用说交通拥堵,即使这些都包含在内,然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低,经济上行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当然不需要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企业没有投资积极性的状况之下才需要政府来做,既然要政府来做,尤其是这些基础设施必然要政府来做,那就要问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再来投资基础设施还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

如果经济发展好了企业投资回报率很高,再去投资基础设施不就是投资过热了吗?经济下行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不高,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成本低又可以创造就业又可以补贴经济,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我在世界银行当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初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专门提出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政府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的校长也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美国可能会进入长期经济疲软,他也认为这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经济增长慢”不但难以倒逼改革,反而会使问题丛生

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可能会增加;经济增长慢了,企业盈利状况差了,很多可能就会出现破产的危险,金融呆坏账也会增加,如果这种情景出现的话,为了稳定社会、稳定金融,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这些短期的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反而又会被取消,继续用政府原来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中高速的增长,我们要有百分之七八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利用我们好的投资机会跟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全世界最低的水平,只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民间的储蓄也高,将近百分之五十,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再加上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达到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问题。不仅是2015年,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我们都可以达到。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

现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三,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如果能够实现百分之七高一点的增长,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也可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2010年我们的人均GDP是四千四百美元,翻一番是八千八百美元,如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是新常态相对疲软,我们保持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的话是高增长,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如果加上人民币升值,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币值和2010年相比已经升值了百分之四十,未来几年再升值不到百分之十的话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六百一十美元,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代表我们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略有删节,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本次活动由我院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兴业银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上海国资》杂志协办,并得到了解放日报、东方早报、上海国资、新浪财经、上海观察、澎湃、凤凰财经等多家媒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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